斯蒂文斯:司法界的“獨行俠”

時間:2019-09-24 16:09:00作者:李劍蕭新聞來源:《方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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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人們對我的判斷結論,建立在我留下的書面判決意見基礎上,而非人云亦云。是的,這些判決意見字數之多,簡直令人發指,但我希望人們讀完這些東西后,相信我已盡我所能做到最好。”

  7月16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保羅·斯蒂文斯去世了,享年99歲。這位被稱作“獨行俠”的法律人,終其一生都保持著獨立精神,是共和黨和民主黨都高度贊揚的屈指可數的大法官,被譽為“美國司法獨立的里程碑”。

  傳奇般的一生

  斯蒂文斯曾是一位顯赫家族的公子哥。

  斯蒂文斯家族在美國“興盛的二十年代”一度是芝加哥市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斯蒂文斯的父親主要從事著管理家族酒店的事務,母親則是一名教師以及業余畫家和詩人,斯蒂文斯從小便家境富裕,衣食無憂,就讀于高檔的貴族學校,游走于社會名流之間。

  隨著大蕭條的影響,家族的生意受到了極大的沖擊。1934年,因為卷入涉嫌私自挪用保險公司資產以投資自家酒店的案件,斯蒂文斯的叔叔開槍自殺,父親入獄。直到該年年底,法院才撤銷原判,宣布父親無罪。

  雖然遭遇無妄之災家道中落,但斯蒂文斯并未從此一蹶不振。童年的遭遇并未過多地負面影響斯蒂文斯的性格,反而使得斯蒂文斯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在其日后法官生涯當中非常注重正當程序,因為他相信家族所遭受的不正義是因為當時的美國司法缺乏對正當程序的重視。

  1937年,斯蒂文斯以優異的成績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本科學位。在讀書期間,斯蒂文斯就像是一位被大家所津津樂道的天之驕子般的學長:成績優異,并且還是校網球隊主力和學校知名報刊《栗紅日報》的社長。

  雖然斯蒂文斯業已獲得芝加哥大學英語研究生的錄取通知書,但隨著二戰的戰火蔓延到了美國,他毅然投筆從戎。他在史密特的指引下,在1941年12月完成密碼通信課程后申請入伍并通過體檢,從事無線電破譯的工作。其間最大的成就便是,在斯蒂文斯23歲生日前兩天,因破獲密碼得知山本五十六的行蹤,軍方成功擊落山本,所有FRUPAC的成員均于戰后獲得了銅星勛章。

  戰爭結束以后,斯蒂文斯選擇了繼續學習。他通過G.I.法案攻讀西北大學專為退役軍人設計的可在兩年內拿到學位的法學項目。畢業后,由于其優異的個人能力,斯蒂文斯被介紹擔任拉特里奇大法官的第二位法官助理。在此期間斯蒂文斯經常同拉特里奇大法官討論案件的問題,特別是關于監獄人員的憲法權利問題,展現出高效以及獨立思考能力,得到拉特里奇大法官邀請他繼續擔任他的法官助理,但斯蒂文斯拒絕了。盡管如此,拉特里奇大法官的為人處世卻對斯蒂文斯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

  在法官助理工作結束后,斯蒂文斯選擇了律師職業。在其寫給拉特里奇大法官的信中他解釋自己之所以這樣做是想“見識一下生活中的陰暗面使自己的人格更加完善獨立”。

  斯蒂文斯在其從事律師期間表現出了驚人的獨立性。他除了律師協會外盡量避免參加特殊利益集團的活動,唯一一個例外是與政治無涉的公民公用事業委員會。在黨派斗爭最激烈的時期,很多律師都為了能夠獲取案源和更高的勝訴率而選擇偏向其中一方,但斯蒂文斯則始終保持中立,兩邊都代理,不加入任何一派。

  1970年,斯蒂文斯被尼克松提名為聯邦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法官。斯蒂文斯從被提名到上任經過了復雜的過程。一方面,斯蒂文斯本身并不想從事法官工作,當參議員帕西跟斯蒂文斯談到準備提名其為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法官時,斯蒂文斯表示能不能六年后再提名,因為他“還要掙孩子上學的學費”。另一方面,這時期共和黨和民主黨斗爭激烈,特別是在國會于1966年決定擴增第七巡回上訴法院的規模時。當第七巡回上訴法院出現空缺時,需要一位不能帶有太過濃厚的政治色彩的候選人。在當時,能夠符合條件的有兩人,一位是斯蒂文斯,另一位則是貝因,但是貝因因受到偷稅漏稅和種族歧視的指控而導致提名被廢,最后斯蒂文斯便成功擔任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法官。

  “獨行俠”的異議意見

  在擔任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法官期間,斯蒂文斯培養了自己的審判技藝,但更令人矚目的則是他的諸多異議意見。斯蒂文斯在某一講座中說到其認為“異議是法律精神的最好體現”,他在行動中也是這樣做的:幾乎每一份他所參與的判決書都有他所書寫的異議。每一份異議都代表著斯蒂文斯的獨立思考。《紐約日報》指出,“哪怕是最普通的判決,只要斯蒂文斯覺得沒有提供足夠的貢獻,就拒絕署名”。

  但斯蒂文斯在巡回法院細致嚴謹的工作還是贏得了普遍的贊揚。1975年,斯蒂文斯被福特總統提名成為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經參議院98票全票通過,成功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這次提名得益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斯蒂文斯在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所展現出的高超的司法技藝和堅定的“政治中立”,這使其幾乎沒有辦法被找到任何能夠被大肆寫作批判的缺點。另一方面,由于“水門事件”,福特在提名時不得不尋找政治“清白”的人以防止誘發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

  當斯蒂文斯作為一個剛進入最高法院的“菜鳥”時,其延續了在第七巡回上訴法院養成的書寫異議和意見書的傳統。作為一個“新人”,斯蒂文斯經常引用自己在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所做的判決,這使得斯蒂文斯時常招致其他大法官的不滿,贏得了“獨行俠”這一名號。但斯蒂文斯的獨行,主要是因其專注于嚴密的法律推理、正當程序和司法克制,這些因素使斯蒂文斯的傾向變得難以捉摸,與眾不同。

  然而,斯蒂文斯并不“孤獨”,他的異議也時常獲得其他大法官的認同。在他履任的第一年年末,斯蒂文斯撰寫了一份異議意見,并獲得了布倫南大法官和馬歇爾大法官的加入。在這起梅查姆訴法諾案(Meachum V. Fano)中,馬薩諸塞州監獄當局在1974年的數起嚴重火災后,將一部分囚犯轉移到條件較差的監獄,六名囚犯以轉移決定作出前未召開聽證會為由,起訴監獄當局違反了憲法的正當程序條款。最高法院以6票對3票駁回了囚犯的訴訟請求。斯蒂文斯在這篇異議意見中詳盡闡述了自己關于“自由的利益”的觀念:“我曾認為不言而喻的是,作為個人主要的不可分割的權利之一,造物主賦予所有人以自由。正當程序條款保護的,正是這樣一種基本的自由,而不是特定法律規范所賦予的具體權利或待遇。”

  斯蒂文斯還堅持認為最高法院不應當過多地做出政治判斷。比如在2000年的布什訴戈爾案中,最高法院過分介入政治,阻止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票的行為令許多人失望,但斯蒂文斯在異議意見中的一段話,令人們重新燃起對法治的希望,他說:“本院的多數意見,只會使人們對全國法官工作的評價從充滿信心變為悲觀失望。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人們對司法體制的信任。時間總有一天會愈合今天的判決給這一信任造成的傷害。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們或許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到底誰是今年總統大選的贏家,但最終輸家卻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這個國家對法官作為法治公正的守護神的信任。”

  獨立精神的踐行者

  斯蒂文斯在長達35年的大法官生涯中更為引人注目的成就則是他對于司法獨立與克制的踐行。

  盡管斯蒂文斯常常申明“我其實是員可愛的保守派小將”,但事實上,從他進入最高法院起,他的判決意見就一直偏向自由派。30多年來,斯蒂文斯撰寫的3000份判決意見中,有三分之二持自由派立場。他支持性別平等,維護被告權益,注重公眾利益,不迎合大企業、大財團勢力,將墮胎權視為婦女基本權利,認為應當限制甚至取消死刑。

  曾有議員將猜測斯蒂文斯大法官做出的判決是傾向于保守派還是自由派,比作一種“猜硬幣的正反”,這是因為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深受政黨的影響。美國的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然后經參議院投票通過后方可上任。通常來說,當共和黨占據優勢時,總統會盡可能地讓保守派法官進入最高法院;而當民主黨當權時,則會力推激進派。當某一派別的法官占據多數時,傾向于這一派的判決便容易通過,所以雖然美國憲法規定三權分立,但司法獨立卻受黨派影響極大,甚至一度“法官席位成為獎勵政治支持者和密友的酬庸”。

  但是大法官的獨立性也受到制度的保障,也使得很多大法官出現“叛變”,斯蒂文斯并不是唯一一個“叛徒”。沃倫大法官在就職聯邦最高法院前是一位出名的共和黨州長,但當艾森豪威爾總統信心滿滿地將這位“鐵共和黨人”推入最高法院后,他卻絕望地發現沃倫大法官體現出了驚人的獨立性,尤其是在對于刑事被告的權利的保護上,這使得共和黨一度顏面掃地,甚至艾森豪威爾曾多次在公開場所表示提名沃倫為大法官是其“一輩子最蠢的決定”。

  史蒂文斯在聯邦最高法院的獨立和自制色彩在第七巡回上訴法院就獨具雛形。雖然尼克松致力于保證把聯邦司法推往保守派為主,注重法律和秩序的方向,并盡力將保守派人員推入司法系統,但第七巡回上訴法院卻在尼克松執政期間贏得了“自由堡壘”的聲譽。雖然從結果上看斯蒂文斯似乎在判決上傾向自由派,但這種傾向是因其對正當程序的執著所引起的,特別是在政府因非正當程序侵犯公民權利時,最能佐證這一點的是,最挑剔的媒體都將斯蒂文斯形容為“謹慎的司法手藝人”和“中間派”。

  雖然斯蒂文斯在擔任大法官期間曾一度被認為具有擔任自由派“領袖”的潛質,但與傳統的自由派大法官馬歇爾等相比,斯蒂文斯“站隊”的理由并非基于其所屬黨派和政治生涯,而是源于對正當程序的尊重以及對“耀眼通論”的謹慎。

  典型的案例譬如斯蒂文斯在德克薩斯訴約翰遜案(Texas V. Johnson)和沃德訴搖滾對抗種族主義案(Ward V. Rock Against Racism)中截然相反的態度,展現出其獨立思考的精神。在德克薩斯訴約翰遜案中,約翰遜因在達拉斯市政大廳的臺階上焚燒國旗的行為觸犯了德克薩斯州的不得焚燒國旗的法律規定,約翰遜最終將此案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后者裁決德克薩斯州的禁止焚燒國旗的法律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論自由權利,雖然最終以五對四判決德克薩斯州敗訴,但斯蒂文斯在此案中書寫了他法官生涯中最長的一篇異議意見,他在這篇意見中引用自己軍旅生涯的經歷,論證國旗屬于“國家利益”,是美國人不屈反抗精神的象征,所以應當以立法的形式保護國旗。他的這番十分“保守派”的言論似乎與其共和黨人的身份相得益彰,但在此前的沃德訴搖滾對抗種族主義案中,他卻加入了自由派代表人馬歇爾大法官的異議意見,同意判決紐約市有權依據噪音法禁止在公園舉辦搖滾對抗種族主義音樂會是“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倒退”。

  有記者曾在2007年問斯蒂文斯:“您希望未來的人們如何看待您留下來的司法遺產?”斯蒂文斯答道:“我希望人們對我的判斷結論,建立在我留下的書面判決意見基礎上,而非人云亦云。是的,這些判決意見字數之多,簡直令人發指,但我希望人們讀完這些東西后,相信我已盡我所能做到最好。”

  斯蒂文斯去世后,美國最高法院在聲明中說:“他對法律的忠誠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更好的國家。”

[責任編輯:郭榮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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