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莫言和勒·克萊齊奧高峰對談

時間:2019-10-25 07:27:00作者:毛亞楠新聞來源:正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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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美妙的奇遇”

  ——傾聽諾獎得主莫言和勒·克萊齊奧高峰對談

  

  傾聽諾獎得主莫言和勒·克萊齊奧高峰對談 王煥文/攝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莫言文學館供圖)

  10月10日晚,諾貝爾文學獎“雙黃蛋”最終被波蘭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和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包攬,平息了之前諸多猜測。諾獎之于大眾的意義是讓更多人能收獲閱讀的契機。莫言,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該獎的中國籍作家。7年間時光飛逝,有關這位中國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神話”,仍在這片土地上流轉。

  10月9日,也就是在這次諾獎揭曉的前一天里,《莫言作品典藏大系》(1981—2019)出版,在北京鼓樓西劇場,莫言與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展開了一場圍繞“歷史、民間與未來”主題的高峰對談。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勒·克萊齊奧有法國“在世最偉大的作家”之稱,“他是新起點、詩歌冒險和感官迷幻類文學的作家,是在現代文明之外對于人性的探索者”。他與莫言的相遇,用勒·克萊齊奧的話說,“有一種必然性,更有著重要的象征力和號召力”。在場聆聽者無不屏息凝神,想從二人的睿智交鋒中窺得諾獎、或是說文學之堂奧。

  事實上,這已不是他們第一次同時出現,早在2014年的時候,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就曾聚首西安大唐西市,進行過一場“長安與絲路”的對話。他們表示,兩個人相遇是先通過閱讀對方作品開始的。勒·克萊齊奧說,自己在讀莫言作品的時候,“感到自己仿佛被莫言邀請進了他的家門,了解了農民的生活,并與莫言發生共鳴”。

  西安對話四個月后,他們又同聚山東大學,繼續以“文學與人生”為主題進行對談。在那次對話中,莫言坦陳,自己在閱讀勒·克萊齊奧作品時,想到了自己童年,他把這種閱讀體驗當成是一種“美妙的奇遇”。

  這樣的交流最終促成了2014年冬勒·克萊齊奧的高密之行。這才有了這次活動現場莫言所說“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的典故。當時陪同勒·克萊齊奧到高密的南京大學教授許鈞清晰地記得,當身形高大的勒·克萊齊奧低下頭,走進莫言居住多年的小土屋,看到泥地土墻,感受到那里的冰冷時,他的神情一下凝固,有淚從眼眶涌出。

  一個高密民間攝影愛好者捕捉到了這個法國作家低頭進土屋的鏡頭,深受感動的莫言則詮釋為“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他在那么嚴寒的冬天來到我的故鄉,眼里含著淚水,還去看望了我的父親,我父親至今還經常懷念起這個法國人,問我‘他怎么樣了啊’”,莫言說。

  勒·克萊齊奧在2016年北師大演講中解釋過自己當時的情緒,“陋室還是30年前莫言夫婦離開時的樣子,這讓我得以想見那個年代這家人經歷的苦難,那時莫言往返于軍隊和老屋,在此寫下了他的早期作品。小屋以土為地,窄窄的磚墻裸著,沒有墻漆,它給人極度貧困的感覺,卻同時讓人感覺充滿希望,因為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才能看出夫婦二人如何憑意志創造出全新的生活、激發出文學才情。莫言小說中的每一個字因此而變得更加真實、有力,因為無論《紅高粱家族》還是《檀香刑》,都在這片景象中生根,都扎根于這座逼仄的老屋中”。

  開放的故鄉

  “故鄉”是二人對談中的高頻詞匯。故鄉之于作家,是繞不開的永恒主題,它是故事的發源地,也是孕育文思的本源。勒·克萊齊奧遺憾自己沒能擁有像高密那樣的故鄉。由于個人的出身和經歷,他一直覺得自己分屬于兩個不同的世界,出生于法國尼斯,接受的教育都是在法國完成,但另一個世界卻與父親有關。他的父親是英國籍,生活在非洲,因此勒·克萊齊奧擁有兩個國籍,最早是法國籍和英國籍,后來毛里求斯獨立后,英國籍變成了毛里求斯籍。“我一直在兩個世界中游走”,勒·克萊齊奧說。他的自傳體小說《非洲人》就是以一個孩童的視角去還原關于非洲、關于父親的記憶的。

  盡管勒·克萊齊奧認為自己同故鄉的聯系沒有那么緊密,存在著偶然性。但莫言卻在《非洲人》等小說中,讀到了故鄉的意味。“我能感受到他在與當地人交往時并不以為自己是外來者,他把非洲的鄰居小朋友都當作自己童年的伙伴,所以他看似寫別的地方,實際上是在寫故鄉”。莫言同時提到他讀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寫的《看不見的城市》,道理相似,“馬可·波羅給元太祖忽必烈講了許許多多的城市。忽必烈問馬可·波羅,你講了這么多的城市,為什么沒有講你自己出生的城市?馬可·波羅回答說,我講的就是我出生的城市”。勒·克萊齊奧對此十分認同,“我讀莫言先生的書后,感受到高密無處不在。我一再讀他的作品,就是喜歡高密。通過讀他的作品,高密也成了組成我故鄉的一部分。而且我希望大家都記住,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農民的后代”。

  莫言感謝勒·克萊齊奧關于故鄉,關于高密的評價,“實際上作家所謂的故鄉從來就不是一個封閉的固定的概念,故鄉實際上是一個開放的概念。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可能真的會寫自己的個人經歷,家庭里面的故事,但是這樣的資源很快就會用完。用完了以后,只好向外部去索取,通過閱讀、旅游以及別人的講述,你會進一步開闊你的眼界,激活你原有的一些故事資源。總之,我想一個作家的故鄉是開放的,所以剛才勒·克萊齊奧先生說高密也是他的故鄉,我是完全認同的。當然,我也可以說法國、非洲也都可以變成我的故事來源”。

  文學的核心是人

  對于民間的了解,勒·克萊齊奧的認識窗口是尼斯的一個叫港口區的地方。不僅如此,毛里求斯英轄時期,他有幾個姑媽在那里居住,生活很困難。所以他認為,自己對處于輝煌地位的法蘭西文化的認同也一直有些困難,“我的身上,有一部分是屬于在經濟上處于落后地位的世界”。所以他才能將多元文化及復雜人性融入到自己的作品當中。

  這種經驗明顯助推了他對莫言作品的理解。他特別欣賞莫言作品中的喜劇化能力,認為“他的幽默能夠把比較沉重的悲劇的東西轉化成一種非常喜劇化的寓言式的東西”。

  他談到在法國,有人把莫言比喻為拉伯雷。“我認為這樣的比喻有一定道理。拉伯雷是法國文學里‘石柱’一樣的人物,我們可以看到拉伯雷作品中對民間元素的大量運用。我讀莫言作品,比如說《豐乳肥臀》,就能看出貧窮的生活中,也一樣有著生命的力量和歡樂”。莫言回應,滑稽、荒誕和幽默本就存在于民間生活之中,他只不過是在寫作中將這些元素特別強調了一下。他認為,無論小說家還是詩人,演員還是教師,實際上大家都是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而故事里就會有歷史、有民間、有未來,這些元素互相印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文學的核心關鍵就是寫人的歷史。

  “歷史有大歷史和小歷史之分,作家寫的歷史肯定是從個性出發的,從個人,從家庭,從局部,但是我想大的歷史也無非是諸多的小的歷史的集合。我們的歷史教材是從一個宏觀的居高臨下的角度來講事件,但文學不承擔這樣一個責任,文學就是從人的情感出發,甚至從人的身體出發來具體的描述那段歷史時期內人類的生活狀態,這使得作家和歷史學家各自的任務非常明確”。

  勒·克萊齊奧認為,莫言作品常以農民、女人和孩子的角度去看歷史,這些故事很好地體現了人性,達到了普世的程度。比如《蛙》中,姑姑一開始幫人接生孩子,后來她又做計劃生育的工作,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她不得不改變生活方式,她被歷史所左右,她改變了自己的生活,同時她又適應了這種生活。在這種情況下,通過這種小故事讀者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可以說是很好的文學隱喻和歷史隱喻。

  了解一個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讀他的書。26卷本《莫言作品典藏大系》的出版,讓勒·克萊齊奧笑言自己再也不用在法國一個個書店去買莫言的書了,他們通過閱讀拉近了彼此,就像作家余華在《文學或者音樂》中所說,“文學的影響就像植物沐浴著陽光一樣,植物需要陽光的照耀并不是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陽光,而是始終要以植物的方式去茁壯成長”。

  至于文學的未來,莫言認為中國文學的發展誰也不可預料,肯定形形色色,各種東西都有,但科幻在未來的文學寫作當中會占據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而勒·克萊齊奧則對大眾之于真正文化的距離存疑,“在文學、文化都面臨越來越高程度的專業化挑戰之下,幻想所有人都能夠接觸到文化,不管是通過戲劇、電影等等,但事實證明并不太可能。對于大眾來說,離真正的文化還有點遙遠,而如何處理這之間的關系,這正是我們面臨的新的問題”。而對中國讀者來說,閱讀莫言的作品或可作為一個很好的窗口,用漢學家陳安娜的話來說,“記得《紅高粱家族》中奶奶要去結婚的時候,不愿意關上轎簾遮擋雨水,是因為她要通過轎門看到我們這個紛亂不安的宏大世界,而莫言作品就正好像這個轎門,或是一個窗口,通過這個窗口,讀者能看到這紛亂不安卻美麗富饒的宏大世界”。

[責任編輯:劉彬] 下一篇文章:文化遺產法學術研討會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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